在人口老齡化形勢日益嚴峻的今天，醫養結合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幾年過去了，在這條并不好走的“結合之路”上，無論是政府部門、養老機構、各級醫院還是社區，都還面臨著重重考驗

2015年，相伴六十余載的老伴因病去世，觸景生情、備感孤獨的劉鐘云主動向兒女們提出了要去住養老院的想法。作為一個講究的老太太，她對養老院的篩選標準很明確：第一要近，第二要好，第三要有醫療條件。

如今，86歲的劉鐘云已經在位于北京雙井地區的恭和苑老年社區度過了兩年多時間。回想起自己當初的決定，這位燙著一頭漂亮的大卷發，涂著透明的指甲油，說起話來精神頭十足的老人非常滿意。

舒適的生活環境和豐富的興趣活動之外，最讓她滿意的要屬這里的醫療條件了——作為2013年北京市首批醫養結合試點機構之一，恭和苑的生活區緊鄰雙井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平日里，老人們在“家門口”就可以開到所需的藥品；有了頭昏腦熱一類的小毛病，也不必再去人擠人的大醫院排隊看病。

2013年以來，國家密集出臺了一系列鼓勵醫養結合產業發展的政策，類似恭和苑推行的這種將醫療服務與養老保障相結合、“有病治病，無病療養”的新型養老模式已然成為國家重點培育的養老服務新方向。在全國多個地區，各種不同形式的醫養結合實踐、試點紛紛涌現。

2015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由國家衛生計生委、民政部等九部門共同起草《關于推進醫療衛生與養老服務相結合的指導意見》。《意見》明確提出了推進醫養結合的時間表：到2017年，要初步建立醫養結合的政策體系、標準規范和管理制度，建成一批兼具醫療衛生、養老服務資質和能力的醫療衛生機構或養老機構。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符合國情的醫養結合體制機制和政策法規體系，醫療衛生和養老服務資源實現有序共享，覆蓋城鄉、規模適宜、功能合理、綜合連續的醫養結合服務網絡基本形成。

在人口老齡化形勢日益嚴峻的今天，醫養結合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然而，幾年過去了，在這條并不好走的“結合之路”上，無論是對政府部門、養老機構、各級醫院還是社區來說，都還面臨著重重考驗。

有醫生的養老院

劉鐘云所在的恭和苑位于北京最繁華的CBD附近，在這個占地1.3萬平方米的生活社區里，共住著283位老人——平均年齡超過86歲。

從老人們居住的公寓樓一層大廳出發，通過一條約20米長的走廊，可以直接進入雙井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院內，一輛120急救車時刻待命。

2014年，北京市民政局會同9個部門聯合下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本市養老機構和養老照料中心建設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本市所有養老機構和養老照料中心都要具備醫療條件，構建醫養結合的服務模式。

《通知》提出，實現醫養結合的方式，包括獨立設置、配套設置與協議合作。配套設置是指采取內設醫務室、衛生所(室)等或引入周邊醫療機構分支機構等。獨立設置是指有條件的養老機構和養老照料中心可采取申請獨立設置康復醫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等醫療機構。

同年，恭和苑的所有方“樂成養老”投資4000多萬元，在院內醫務室的基礎上建起了醫療中心，申辦成為雙井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在生活區西側的這棟4層小樓里，包括內科、外科、口腔科、婦科、中醫科、康復科等臨床科室，檢驗科、放射科等輔助科室，還設有30張住院床位。

為進一步探索醫養結合的多元模式，經朝陽區衛計委統籌協調，確定雙井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后簡稱“醫療中心”)以為老年人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為主，不再承擔婦兒保健、預防接種等工作，這使該中心成為全國第一家專注于老年病診療及康復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

“我們這里的醫療是超五星級的。”劉鐘云親切地把醫療中心稱為“小四樓”。她的心臟不好，曾安裝過3個支架、做過3個搭橋，平時每天要吃5種藥。過去在家時，每個月都是兒子去醫院幫她取藥，而現在，她只需要在護理員的陪同下走到隔壁。除了一種醫保不能報銷的自費藥，其他4種都可以開到。

除了能夠方便地開到藥，“家門口的醫院”也讓及時就醫成為可能。據雙井恭和苑院長趙婷介紹，幾年來，他們已經摸索出了一套流程：一旦院內的老人生病，醫務室的醫護人員可以從連廊將其送至醫療中心直接住院，“有時候可能家屬還沒趕來，我們就已經幫著把各種手續都辦好了。”如果醫護人員進行評估后認為病情緊急，則立即啟動院內120急救車，將老人轉診至周邊的大醫院或是醫保定點醫院。

雙井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由“樂成養老”獨立運營，目前共有61名執業醫師，22名執業護士。和通常印象中人們對社區醫院的不信任不同，老人們對這里的醫護人員很有感情：在三甲醫院，“排隊2小時，看病5分鐘”是常態，但在這里，他們被親切地喚作“爺爺”“奶奶”；因為患者數量沒那么多，醫生們有充足的時間坐下來慢慢與他們交流，耐心解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哪怕是“絮絮叨叨”的問題。

“有一次，我們這里一個坐輪椅的老人去看病，他耳背了聽不清，醫生就伏在他耳邊跟他講話，這在大醫院是不可能的。不是說大醫院的醫生不好，他們實在是顧不上。”今年91歲的熊斗寅老人已經在恭和苑住了4年多。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去年春天，他感染了肺炎，得知自己的醫保定點單位天壇醫院沒有合適的床位后，他選擇進入隔壁的醫療中心住院，治療9天就恢復了健康。他說，“醫養結合給我帶來了很大方便，在這里比住在家里還好。”

據工作人員介紹，醫療中心不止針對恭和苑的老人，同時也對附近社區的居民開放。醫保開通后，現在去看病，原本20元的掛號費，只需要自己支付1元。據中心方面提供的數據顯示，從2017年1月至9月，整個中心的門診量共計近5.6萬人次。

并非所有養老機構都有實力建立、運營一家醫院，但對于大多數中小型養老機構來說，配套設置一間醫務室，也同樣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位于朝陽區的寸草春暉養老院建于2011年，擁有100張床位，成立之初就在院內設立了醫務室，為老人們提供基礎的醫療、護理服務。2015年11月，醫務室正式獲批成為醫保定點單位，從此解決了老人們開藥難的問題。

據副院長廉潔介紹，養老院的管理層大多是醫院出身，因此在日常護理中，也借鑒了許多醫院的管理經驗。一個簡單的例子是，除了像醫院一樣對老人的身體狀況、用藥進行記錄、管理，他們還規定醫務室的醫護人員每天至少要查房三次。

寸草春暉接收的老人以失能、失智為主，對這些老人來說，因為吞咽功能下降等原因，噎食是最常發生的也是最危險的情況。因此，每到吃飯時間，員工們幾乎全體出動，護工負責喂飯，醫務室的醫生、護士在各層巡查，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可以第一時間進行處理。“他們有這個專業知識，知道什么樣的老人容易出現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從來沒有出現過老人因為噎食而致命的情況。”廉潔說。

“醫”和“養”怎么結合

自2013年國務院兩次發文，提出“積極推進醫療機構和養老機構合作”“加快發展健康養老服務”開始，從國家層面政策出臺的頻率不難看出醫養結合被寄予的厚望。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底，國家出臺了至少14份相關政策和文件，為破解長期以來醫養分離的傳統養老模式提供了指導方向。

其中，國家衛計委、民政部等部門起草的《意見》提出，鼓勵養老機構與周邊的醫療衛生機構開展多種形式的協議合作，建立健全協作機制；醫療衛生機構為養老機構開通預約就診綠色通道；鼓勵二級以上綜合醫院與養老機構開展對口支援、合作共建。

根據《意見》精神，養老機構可根據服務需求和自身能力，按相關規定申請開辦老年病醫院、康復醫院、護理院、中醫醫院、臨終關懷機構等，也可內設醫務室或護理站，提高養老機構提供基本醫療服務的能力。《意見》提出，對于養老機構設置的醫療機構，符合條件的可按規定納入城鄉基本醫療保險定點范圍。

2015年，國家衛計委提出了醫養結合可能存在的四種形式：第一種是鼓勵原有醫療衛生機構開展養老服務；第二種是原有的養老機構增設醫療服務資質；第三種是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協議合作；第四種是依靠社區衛生服務網絡，推行家庭醫生的模式。

對于這些，各地早已有所嘗試。2016年6月，國家衛計委、民政部公布了《關于確定第一批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單位的通知》，確定北京市東城區等50個市(區)作為第一批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單位，并要求在2016年底前每個省份至少要啟動1個省級試點。兩個月后，包括北京市朝陽區在內的40個市(區)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醫養結合試點單位。

在這樣的背景下，強力出臺的政策推動各地展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醫養結合探索。

除了類似恭和苑、寸草春暉這樣增設醫療服務資質的養老機構，在重慶，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投資興建了青杠老年養護中心，依托醫院的醫療資源和醫護團隊為入住老人提供集養老、醫療、護理、康復為一體的服務；如果老人病情嚴重，則直接通過綠色通道轉往醫院本部。

河北邢臺愛晚紅楓集團幸福家養老公寓則以“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接管了當地的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并與40余個社區建立了雙向服務關系。與此同時，還成立了康復醫療中心和安寧療護中心，初步形成了集公共衛生服務、基礎醫療服務、護理康復服務、臨終關懷服務為一體的醫養服務產業鏈。

在天津，永泰紅磡集團開辦了專注于失能失智老人生活照料與專業護理的連鎖照護中心“樂爾之家”，自設的一級甲等醫院能夠為老人提供醫療服務和康復訓練。永泰紅磡還在上海中心城區開發符合國際標準的CCRC(即“持續照料型養老社區”)，通過與上海曙光醫院等醫療機構合作，建設老年專科醫院，打造“醫、康、養”結合的養老、醫療、護理新模式。

早在2011年，上海就開始試點家庭醫生制度，目前已覆蓋全市所有社區，簽約居民超過1000萬人。在此基礎上，還推出了“1+1+1”組合簽約分級診療體系，居民在選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家庭醫生簽約的基礎上，還可以根據自愿，再選擇一家區級醫療機構和一家市級醫療機構進行簽約。

雖然各地試點發展得如火如荼，但在幾年來具體的實踐中，醫養結合究竟該如何做，各方其實都還在摸索。

養老行業從業者朱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醫養結合模式興起之初，在養老機構的執行層面上一直存在爭議：在一些養老機構運營者看來，對養老機構來說，醫療完全是另外一個領域，一旦引入，存在很大的風險。而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養老機構則把醫養結合視為一個新的突破口，希望借此改善經營狀況，因此努力申辦醫療機構或是醫療服務資質，“其實也是看上了醫療的支付體系”。

北京大學研究老齡產業的博士后鄭志剛用“‘醫’不積極，‘養’很火熱”來形容“醫”“養”兩方的狀態：由于醫療資源緊缺，綜合能力強的大醫院本身已經忙不過來，根本無暇介入并不賺錢的老年醫療需求；但養老機構對“醫”的熱度卻是愈演愈烈。在這樣一廂情愿的情況下，許多養老機構只能做自己能控制的事：建立內設醫務室或醫療機構。但巨大的成本投入之后，往往因為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這樣失敗的案例比比皆是”。

位于北京昌平區小湯山附近的太陽城算是一個這樣的例子。作為北京較早開發的養老地產項目，因為獨立建設了一家醫院，吸引了許多老人前去養老。然而，2016年底，太陽城醫院因資不抵債，悄然關張。據媒體報道，太陽城醫院周邊社區很少，多年來前去就診的主要是養老院內的老人，因此經營狀況一直不甚理想。在關張前一段時間，醫院的醫護人員大量流失，藥品只出不進，連藥房都已無法維持。

“剛剛開始推醫養結合的那幾年，一說醫養結合都是建醫院。現在大家明白了，如果你建養老院，再建個醫院，基本是以虧損為主，因為設備和人的成本很高，老人又沒有那么大的門診量、病房使用率。但在當時，醫院對養老地產是一個噱頭。”民政部養老服務業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醫促會健康養老分會會長烏丹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烏丹星看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各方對醫養結合概念的理解并不統一。從醫學角度來看，老年人的急性病發病率很低，更多還是長期慢性病和由此導致的功能喪失。因此，醫養結合涉及到的醫療、照護與通常意義上醫院的醫療、護理有本質上的不同：醫院的醫療和護理是以徹底治愈疾病、病人好轉出院為目標；而老年醫療照護則是針對沒有治療價值的退行性疾病患者，以生活獨立、剩余功能還剩多少、維持多長時間為目標。

“‘醫養結合’是中國自己提出來的概念，在國際上沒有這樣的說法。之所以這樣提，因為我們是在用一個比較簡單、容易理解的話讓老百姓接受這件事。實際上，‘醫養結合’和國際接軌的概念應該是老年長期照護。”烏丹星說。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長期照護”是指由非專業護理者(家庭、朋友或鄰居)和專業人員(醫療衛生和社會服務人員)進行的護理活動體系，以保證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人能繼續得到較高的生活質量，獲得最大可能的獨立、自主、參與、個人滿足及人格尊嚴。

“我們對‘醫養結合’這個大方向的認知是沒有問題的，但由于理解的有偏差，所以在資源配置上會出現兩個浪費：一個是建了過多沒有用的醫療機構；第二，就是我們把老年人長期照護的支付問題和醫保掛上了鉤。”烏丹星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很多老年人在慢病管理和失能照護方面的費用其實并不應由醫保支付，如果一提醫養結合，就想到爭取醫保，而沒有對醫療和非醫療服務進行精確的界定和有效的監管，將會為未來醫保體系造成很大的隱患。

按照相關政策，老人在醫院住院治療產生的費用可以報銷，而在養老機構接受的護理、康復等服務則不屬于醫保報銷范圍。但醫養結合的養老機構顯然處于醫院和普通養老院之間的模糊地帶，由于在制度上缺乏詳細的區分標準和監管規定，就給養老機構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間，一些“騙保”“套保”的亂象頻頻發生。

這樣的現象在醫療改革之后更加凸顯。“有的不正規的養老院從藥里賺不到錢了，就靠過度醫療：有病沒病就給老人打個針、輸個液，這樣才能把醫生養起來。”一位養老機構運營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舉例，還有機構打著中醫養生的旗號，開中藥湯劑每天給老人泡腳，這樣一來，“用藥”每天都要換，醫生每天都要“出診”，費用都可以從醫保中出。

烏丹星認為，眼下醫養結合的模式基本符合中國老年人的需求和預期，但最大的問題在于后續落地的各種實施細節還沒有跟上。國家需要出臺統一明確的標準、評估和監管體系，“不是市場愿意亂，而是因為沒有標準。”

待解的難題

位于北京市房山區長陽鎮的普樂園愛心養老院有300張床位，如今住了200多位老人，以失能、失智老人為主。從基本能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每人每月收費在1850元～4000元不等。

考慮到院內的老人中患有腦梗后遺癥和其他慢性病后遺癥的超過70%，醫療需求很大，多年來，院長閆帥一直有一個心愿：在院內建一間內設醫務室，請專業的醫護人員負責老人們的日常檢查和緊急救治。為此，早在2010年，他就在養老院里蓋起了一排小平房，但因為一直資金不足，籌建醫務室的后續工作就一天天拖了下來。

2013年，閆帥帶著這個心愿登上了浙江衛視的《中國夢想秀》，通過才藝表演，獲得了60萬元的“夢想基金”。一家基金會還提出，可以贊助他一批醫療設備，并派遣醫護人員前去支援。這樣的結果一度讓閆帥非常興奮，然而4年過去，由于資金沒有全部到位，承諾的醫護人員和醫療設備也沒有了下文，普樂園的醫務室依然沒有建起來。

如今，普樂園采取的方法是和社區醫療資源對接：平日里如果老人有需要，養老院的員工會開車前往車程五六分鐘外的社區衛生服務站，把護士接到養老院。待完成為老人輸液、換藥、換鼻飼管等工作后，再開車將護士送回去。因為院內的老人多，他們幾乎每天都要跑至少一個來回。如果老人病情嚴重或是突發急病，則撥打120送往車程20分鐘外的良鄉醫院。

對閆帥來說，這算是沒有辦法的辦法，而這樣的情況并非個例。根據2014年11月國家衛計委公布的《養老機構醫務室基本標準(試行)》，養老機構設置內設醫務室，需要滿足醫務室功能區分的硬件要求，需要配備診室、治療室、處置室等。與此同時，還要配備至少1名執業醫師和1名執業護士。只有滿足了這些條件，才有拿到《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可能性，但這對于絕大多數中小型養老機構而言，都是一筆相當大的支出。

去年，閆帥帶領團隊接手了豐臺區一家養老院的托管業務，曾試圖在那里把醫務室做起來。好不容易把各項工作準備好了，去跑手續時又遇到了問題：因為在衛計委處登記的醫務室性質為“對內”，在區民政局報批時就無法申請到營業執照。一番折騰下來，建醫務室的事又擱置了下來。

自醫養結合推行以來，類似這種不同部門之間的職責交叉重疊屢見不鮮。在現行的制度下，養老機構由民政部門審批、管理，醫療機構歸屬衛生計生部門管理，醫保報銷由社保部門管理。由于各部門之間的職責界定不夠明確，各項政策、標準不統一，養老機構常常只能夾在各個部門中間。業內人士認為，這種多頭管理是阻礙醫療與養老“無縫對接”最大的障礙。

2017年8月，國家衛計委出臺了《關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發醫療領域投資活力的通知》，推出了衛生計生領域10項重點改革舉措，其中第一項就是下一步將取消養老機構內設診所的審批，改為實行備案制。業內人士指出，這一政策將明顯簡化申辦的流程和手續，但相關的條件、標準、門檻仍然存在。

“我們現在最缺的還是人。”閆帥說。去年籌建醫務室時，他曾招來了一名護士，但很快因為工資較低，被其他養老機構挖走了。

事實上，“招不到人”幾乎是所有養老機構共同的煩惱。在寸草春暉養老院，副院長廉潔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之前他們招聘醫務室醫生的啟事貼出去很長時間，才收到了七八份簡歷。有年輕的應聘者前來面試，看到院里都是失能、失智的老人，基本上不愿在這里工作。因為養老院的工資無法與一些私立醫院相比，他們也不可能招到北京本地一些專家級的退休醫生，只能利用外地與北京的收入差，吸引外地一些剛從大醫院退休的醫生。

恭和苑院長趙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養老院開展醫療服務，并不是簡單地將醫院的醫生、護士派來即可，更需要專業的醫養人才對操作流程和可能出現的風險進行全面把控。但幾年來，他們在院里推進醫養結合工作的過程中發現，大多數有醫療知識的醫護人員沒有養護知識，有養護知識的又沒有醫療知識。

人才短缺的確是醫養結合政策推行過程中面臨的普遍問題。對此，北京大學醫養結合養老產業研究中心主任李鷹指出，國家應盡快建立起醫養結合護理人員的資質管理體系。與此同時，當前國內的醫護培訓體系也需要針對即將到來的老齡化社會進行調整：一方面應加大對全科醫生的培養，另一方面，要將醫養結合的理念納入到現代護理教育中，分類培養不同層次的護理人才。

從今年開始，恭和苑啟動了上門診療服務：對于院內身體狀況不允許的老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醫生、護士會直接來到老人的床邊，包括身體檢查、抽血化驗、注射輸液、傷口換藥等項目，都可以在臥室完成。趙婷說，“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有居家醫療的風險問題。單是在醫院里最普通的輸液項目，我們就研究了兩個月。”

寸草春暉養老院也面臨著類似的難題。盡管現在內設的醫務室配備有資深的執業醫師和護士，但由于國家目前在這一領域還沒有非常具體的規定，為避免可能出現的醫療風險，他們只為老人們提供更換鼻飼管一類基礎的醫療護理服務；涉及到輸液、注射一類的項目，仍會去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護士前來操作。

作為社區養老的樣板工程，寸草春暉還為附近社區居家養老的老人提供助潔、助浴和助醫服務，包括為老人清掃房間衛生，協助行動不便的老人洗澡、更衣等等，但涉及到助醫，目前還僅限于陪同老人去醫院就醫和整理過期藥品。

體制瓶頸

2017年4月，國家衛計委和民政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國共有醫養結合機構5500余家，其中2100余家已納入醫保定點。全國醫養結合機構共有床位115.21萬張，其中醫療床位25.63萬張、養老床位89.58萬張。開設老年病科的二級以上醫院有3100余家；開設老年人綠色通道的醫療機構有7.3萬余家；出臺省級醫養結合實施意見的有29個省(區、市)，有21個省(區、市)設立了省級試點單位，17個省(區、市)建立了跨部門協調工作機制。

回顧幾年來醫養結合的發展情況，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恒鵬指出，醫養結合的問題并不在于“養”——無論是入住養老機構，居家養老還是依托社區照護，現階段老年人之所以難以獲得方便有效的醫療服務，問題出在了“醫”上。

“我們的門診機構太落后了！實際上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不僅是老人，大多老百姓超過80%的門診、急診需求都是在社區的醫療機構、診所能解決的，像我們國家這樣，在大城市有60%的門診、急診服務都需要到醫院來解決，這是我們醫療體制的問題。”朱恒鵬直言，在當前的醫療體制下，壟斷了社區醫療服務供給的公立社區醫療機構，將過多的精力放到了形式主義嚴重的公共衛生業務上。于是，社區醫療機構盡可能將患者向高等級醫院推諉，最終結果就是社區門急診量和住院量萎縮。

朱恒鵬表示，從國際經驗看，社區醫療服務，包括居家服務，均是依托非公立社區醫療機構提供，這也應是中國未來的發展趨勢。“‘醫’的問題，我們必須要放開中小型醫院的舉辦權，當社區里到處都是以私立為主的，有很大積極性提供上門服務的診所的時候，社區養老、家庭養老、包括機構養老都不是問題。”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開展醫養結合尤其是投資運營雙井第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之后，恭和苑投入的資金和人力成本都大幅增加。但由于沒有國家編制，他們在為醫療中心招聘時只能靠高薪聘請人才，因此給出的薪水不得不比市場價高出20%～30%。而另一方面，這樣的“大手筆”也意味著一個更高的定位：以一位自理老人住一間單人大開間為例，除入院時繳納5萬元的押金之外，每月需繳納11000元的居住費和約1800元的伙食費；如果老人處于失能、失智狀態，經評估后，還需要額外支付一定數額的護理費。相比2017年北京退休人員平均3770元/月的退休工資，這樣的價位顯然只能主要針對高知、高干等高收入群體。

而作為一家主要面向工薪階層的養老社區機構，寸草春暉多年來床位供不應求，如今正在排隊的已有600多人。

面對高端養老院價位高，而普通養老院進不去的局面，醫養結合將來是否會成為“富人的專享”？除了為符合條件的養老機構開通醫保，怎樣能讓醫養結合離普通百姓更近一些？建立長期護理險制度成為了政府部門、養老行業和學界下一步最關注的問題之一。

在這一領域，日本被認為是最有借鑒價值的先例：作為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日本于1997年出臺了《介護保險法》，并于2000年正式建立了“介護保險制度”。根據《介護保險法》，所謂“需要介護的狀態”，主要是指“入浴、排便、飲食等需要照顧，需要機能訓練和護理，需要療養及其他醫療，以及為其提供必要的保健醫療服務和福祉服務，才能使其能夠有尊嚴地度過與其具有的能力相適應的自立生活。”

按照規定，40歲以上的全體國民都必須參加這一保險，根據收入水平的不同，繳納不同額度的保費。參保人進入65歲后，如果有護理需求，可以向政府部門提出申請，由有關部門和專業醫生對其進行調查評估，確定其所需護理的等級，然后接受相應的服務。

保險將護理需求從最低的“需要援助1(能夠獨立如廁、進食)”到最高的“需要介護5(臥床不起)”，一共被分為7個等級。根據等級的不同，每月支出的上限也有所不同。無論身處哪一等級，在上限范圍以內的費用，個人只需支付10%，由國家承擔90%；超過上限的部分，則由個人全額承擔。

多年來，中國也一直在研究這一政策的可行性：從2006年起，青島就將老年護理納入醫保的方案，并于2012年在全國率先建立了長期醫療護理保險制度，于2015年實現了制度的全覆蓋，探索培育出了專護、院護、家護、巡護四種醫療護理模式，護理保險結算實行床日定額包干。截至2015年年底，已有4萬余名參保患者受益，支出護理保險金10億多元。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浙江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執行所長米紅從2006年起長期跟蹤研究青島市長期醫療護理保險制度，他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目前的實踐證明，青島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失能失智老人受益了，他們的家庭在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解脫。與此同時，這一制度提高了醫保、醫療資源的利用效率，把原有的一些二級醫院、療養院都激活了，也帶動了一批民營養老院的發展，反過來還推動了大病醫療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2016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關于開展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的指導意見》，提出要用1～2年時間，在上海、成都、廣州、青島等15個城市試點，探索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力爭在2020年前，基本形成適應中國社會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政策框架。

2017年11月，人社部新聞發言人盧愛紅表示：從目前看，試點開展一年多來，各地結合自身實際，就參保籌資、待遇保障、管理服務等開展積極探索。目前上海、青島、成都等14個城市已經出臺了具體的實施文件，吉林、山東兩個重點聯系省份也印發了文件做出部署。目前的參保人數已經超過了3800萬人。

相比養老行業的熱切期待，烏丹星則對長期照護險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她多次在各個場合呼吁，長期照護險從頂層設計而言涉及極為復雜的評價和支付體系，必須慎重研究。

盡管仍面臨著重重困難，不少養老從業者依然對養老市場的未來充滿信心。在永泰紅磡總裁魏松看來，近年來，國家針對醫養結合的發展思路非常清楚，隨著不同年代的人進入老年，人們對于養老的觀念和支付能力也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全國范圍內各種資本的介入，各種不同嘗試的出現，在市場的作用下會逐漸形成供給和需求的良性循環。他說，“現在政府兜住基本的養老需求，創造好的環境，以后這個市場會朝著越來越好的方向發展。”